我国的房地产市场自2007年首季起，就开始上扬。私人产业售价狂飙31%，政府组屋的转售市场也上升了17%。虽然在去年底市场有降温的迹象，但总的来说，房屋价格仍然维持在偏高的价位。许多新建的政府组屋售价提高，组屋的实际转售价格也几乎都高于估价。

日益高涨的产业价格无可避免地加重了购买新住屋者的负担，尤其是刚踏入社会工作，有意成家的年轻男女更大叹吃不消。申请政府组屋预购计划（build-to-order/BTO）下的新政府组屋是一个比较负担得起的途径，然而，由于组屋转售价格的上涨而造成对组屋预购计划的反应异常热烈，申请者平均都得等上三年才能入伙。

因此，如果等不及的话，人们往往还是被迫到转售市场购买政府组屋。

2008年2月18日报章报道，国家发展部部长马宝山认为转售组屋的价格仍然在新加坡人负担得起的水平。他指出政府已经通过住屋津贴，优惠利率的贷款和公积金房屋津贴等措施帮助国人购买政府组屋。

不过，这些措施并不能解决一个基本的问题，那就是许多首次购买组屋的年轻人都因为溢价过高，手头现金不足而购买不起转售组屋。一间地点不太理想，低层的三房式组屋，现在所开出的溢价(Cash Over Valuation – 超出估价的额外现金）已经高达一万元。至于装修精致，靠近地铁站与市中心的高层五房式组屋，更是可以要求高达八万元的现金溢价。

马宝山部长指出“近期向当局购买新组屋的国人，大多只利用每月家庭收入的20%来偿还房贷”。这一点並没错，但他随后说人们不必拿出现款来买屋，却不完全正确。在政府现有的种种协助国人购买政府组屋的政策中，并没有针对溢价的措施。对负担不起高溢价的买主来说，再高的购屋津贴也于事无补，因为一没现金支付溢价，屋子就买不成，甭谈享用政府所提供的津贴。

因此，有人建议放宽津贴的条例，将溢价包括在房地产贷款的上限之内。不过，这么做的冒险是国人或许会在不慎重考虑是否能够长久负担得起每月更高昂的贷款偿还数额的情况下，购买更大间，更贵的组屋。

我认为，政府应该慎重考虑的一个建议是把现有的公积金房屋津贴转换成一定数额的现金津贴以让买主在购买组屋时可以有能力支付组屋溢价。这笔现金津贴可先由建屋局扣押，在买主选定了组屋，并签署了购买的文件之后才发放给买主。

这种做法和公积金房屋津贴有异曲同工之效。现金津贴帮助买主减轻溢价的负担，公积金房屋津贴则帮助买主减轻组屋售价的负担。如果溢价还是比现金津贴的款项来的高，买主就得自掏腰包支付两者间的差距。如果现金津贴高于溢价，剩余的现金津贴则转换成公积金津贴来支付组屋的售价。若买主购买的转售价格低于估价，津贴则以公积金组屋津贴的形式减轻买主对组屋售价的负担。

总的来说，政府如果能够允许公积金津贴转换成现金津贴来支付日益高涨的溢价，将会使国人，尤其是手头上现金不足的年轻男女，更有能力购买组屋。

[作者陈健辉是后港选区委员会的助理秘书，他是名房地产经纪人。]

马士沙拉末逃脱的报告书终于出炉了。

报章刊登的是经过了小心删剪后的部分内容。这是调查委员会尽了很大努力的成果，实属难得。报告书的内容虽然有些因为涉及内安局的机密而无法对外公布，让公众疑点重重。然而在公布的部分，却也暴露了内安局拘留所是个充满搞笑的部门。而且搞笑水准还真比电视台的搞笑行动要高出好多好多。。。

以下几个疑点既不是机密也不敏感，但报告书却没有加以解释或提出批评以及向相关单位提呈建议。

1.厕所窗口没用铁花封死，那是因为装修商“误解”了。一个吃装修行业这行饭的，竟然可以听不懂装铁花这种小事而误解。

2.事件报告上去就更精彩了，上头指示把手柄锯掉。这是一个重要保安单位官员正常的反应与决定吗？以前的皇帝为了害怕众多妃妾给他戴绿帽而规定所有进入皇宫工作的男性都得阉割当太监，这很相似，很有创意。

3.闭路电视正在测试中，还没有投入操作，所以拍不到逃跑的过程。请问如果拘留所大门的守卫临时闹泻肚子而必须上厕所，这可以拿来当“没有人看守大门”的理由吗？现在的科技这么发达，装台临时备用的闭路电视有困难吗？这应该要比找人临时顶替看守大门来得容易吧。难道政府不断的调高公务员薪金就是怕这种人离职不干吗？

4.无法拍到逃跑的过程，所以委员会发挥惊人的想象力。从报章刊登出来的图像说明，推测马士沙拉末是爬上一个密封有盖走廊的顶，再飞跃篱笆。拘留所一般篱笆的高度大约2.5米到3米，顶端加有刺铁丝网。从报上看到的图片，一个人要以站住的姿势顺利从3米高降落在结实的地上都有困难，一个脚有残缺能办得到而且不受伤甚至还能继续逃跑，真是奇迹。

5.报告书两次强调，马士沙拉末在换衣服及上厕所时，两度离开守卫的视线。拘留所的硬件管理这么糟，视线却成了借口。

6.报告书肯定了警方和内安局事后的反应行动是及时的。政府也为警方没有出动警犬是因为当时人多，狗干不了事，作为辩护。但我们却在第二天从电视上看到很多军警人员带着警犬做寸土搜寻。最令人遗憾的事，委员会是否忘了警方为何不出动直升机从空中侦察追踪？难道又是以“油价高涨”为借口放弃这项行动？

除了逃马事件，让我们来看看这一两年来内政部出了多少差错。前年中国女童黄娜命案中的卓良豪轻易的就从关卡走出去。去年把一名囚犯拉去打错鞭数。今年则是头号重犯马士沙拉末逃到连过程都没人知道，需要以推测来解读。这三个不同的单位都属内政部所管。阿豪逃走，相关单位表示要确保类似事件不重演，请问马士沙拉末逃跑是不是“类似事件”还是更严重？受鞭刑犯人可以挨错鞭数，然后拿纳税人的钱去赔偿。有谁敢保证不会有一天，不是死刑的犯人也像装铁花锯手柄一样，被糊里糊涂的推上绞刑台“正法”？到时怎么办？这一连串的严重错误难道还不足以成为一个撤换最高负责人的理由吗？

总理在为内安局局长和部长辩护时说：“他们曾经为国家的安全作了很大的贡献，功不可没。”请总理不要忘了，他们领取的是高级公务员的薪水，部长甚至是百万元年薪，难道不应该把份内的工作做好吗？一个医生曾经救过很多人的性命，难道他就可以疏于职守医死人吗？他能说这跟他救活的人相比只是微不足道的小数目吗？过去的贡献功不可没吗？

今年接二连三的天灾，在缅甸开了头炮。强力的龙卷风夹带着大量的雨水造成许多城乡镇被淹没，死伤惨重，许多人无家可归。但由于缅甸军政府封锁新闻，也不让外国记者入境采访，人们对真正的景况所知有限。从有限的新闻报导看来，我们所看到的惨剧只是冰山一角。

国际社会和各个非政府组织站在人道的立场撇开缅甸军人政府过去的种种恶行，纷纷伸出援手，自动自发，满腔热忱扣门要前往赈灾但却料想不到被缅甸军政府赏了闭门羹。更绝的是军政府把其所要通过的国家宪法摆在最重要的位置，不论天灾如何折腾人，死了多少人，还是要人民继续去投票以确保其起草的宪法如期通过。看来似乎伟大，为了民主进程不顾一切，说穿了也只是为了军政府以后能有一个较体面可以面对国际社会的面罩。

其实，这种不分轻重、本末倒置的做法也正暴露了这个统治政权的真面目，草民的命不重要，保住政权最重要。如果想问这些高高在上的统治者其良心何在，他们也许会堂而皇之地告诉你为了国家的利益，我们必须如期投票通过宪法以取得国际社会的尊重；我们必须保卫国家主权的完整，不能在外国施压下大开门户,让外国人随意进入灾区；更何况，人民应该吃得起苦，自力更生，不能让人民养成依赖外援的习惯，以免破坏了辛勤劳作的价值观等等……这些大道理听起来也耳熟能详。

因此，我认为，如果不讨论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和民主的准则，单单衡量一个政府好与坏的基本指标就是人民的生活和一个人的生命在政府的眼中到底有多重要。如果人民从年轻到老都必须在生活线上挣扎而得不到政府的援助以能有喘息的机会，如果到年老病弱时还得面对医药费没着落或因医药费会成为家人的负担而干脆不求医，如果政府医院的医生必须劝请或向年老病人的家属施压别把病人送进加护病房以免浪费政府宝贵的有限资源；我想，对人民来说不论这个国家是否富有，或者有多少储储备金做为后盾，也不论这个政府是否属于世界级；这一生的付出，落得如此下场，这一切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

当我在2007年7月加入工人党时，家人并不十分支持我的决定。我的祖父母甚至奉劝我退党以免生惹是非。这也许就是大多数新加坡人的心态，当问题牵涉到反对政府的时候，我们会因为怕惹“麻烦”而拒绝坚持自己的信念。

不过，我在加入工人党之后唯一碰到的问题是在用生物认证系统的护照进入马来西亚时出现故障，但这跟我在工人党的活动又丝毫没丁点关系。我的生活依旧，并没有遇到什么“麻烦”。

当我告诉我的亲朋戚友我是工人党的一份子时，他们大都对此感到震惊。但是，和我的家人一样，他们看到我入党好一段时间都没有什么不好的事件发生，也就渐渐接受了；甚至还好奇地问我对政府的政策有怎样的看法和期待，其中也有向我询问如何才能加入工人党的。

然而，为什么对反对党政治的这种固有的恐惧感会存在呢？也许是60年代政府主导的茅草行动所引起的后遗症吧！当年，有117名反对党成员及工会领袖在内部安全法令下被逮捕，他们当中有的在未经法庭的审讯下被囚禁了长达17年之久。身为社会主义阵线的党员暨前国会议员谢太宝则被拘留了长达32年。

事实是，尽管新加坡声称自己是“第一世界”的民主国家，许多人都知道我们的媒体所支持的是执政的人民行动党，在许多时候，媒体的覆盖面和舆论的支持都向执政党倾斜。举例来说：报纸和电视台常会在有意无意之间报导这个执政党政府的生气勃勃，描绘新加坡前景的大蓝图，吹捧它是一个能干又清廉的世界级政府，而不仅仅只是个关心人民的政府。

然而我所知道的是，好些政策并不受新加坡人欢迎。不过，你是否注意到这些不满的情绪和言论都难以见报呢？

随着新媒体的出现，许多新加坡人在互联网和博客中吐露各种各样的不满，也有公开地在新媒体中表态支持反对党的。但我认为，仅仅在网络上发表个人的观点和支持是不够的，应该付诸实际的行动，参与政党政治以便为我国的民主进展尽一份力。

对我来说，加入工人党是希望能为国家做点事。如果能跨出第一步，你将会觉得其实恐惧只不过是自己吓自己。

今年三月八日，马国执政党国阵一下子失去了五个州的州政权，十五个正副部长在安全区落选。这无疑是马国政局的大海啸，也是足以影响东南亚政治的一次大地震。这是个振奋人心的结果，它赤裸裸地打破了部长出马包赢的神话！

以马国的反对党来说，也几乎没料到会有这样好的成绩。对于在2004年几乎全军覆没的公正党来说，真的可以说「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这也说明了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这世界上没什么是不可能的。所谓「沉舟侧旁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这世界上绝不会少了某个人或某些人，地球就不再自转了。

自1967年以来，国阵连续执政了四十多年，一直以来一党独大，一向来只有巫统老大说了算。这回反对党能一举攻下五个州，除了安华效应和国阵执政“成效”的后果，首相阿都拉也承认忽略了互联网的重要性。不过最终还得归功于选民民心思变而把选票投给反对党，加上反对党策略上应用得宜，以一对一竞选，避免三角战，尽量不让执政党有机会不劳而获。

先谈民心思变，由于物价高涨，民不聊生，贪污弊案连连，司法制度也备受质疑。大选时，执政党仍然以旧瓶装新酒的排阵，以为有部长出马的都是安全区，没把人民的诉求当一回事，结果人民用选票狠狠地教训了国阵！

接着，反对党以一对一，不让执政党有不战而胜的机会。使那些在冷气房里享受惯的高官必须在日晒雨淋下露了底。即使是安全区，他们也得努力争取更高的支持率来证明他们的政绩，这可有得他们忙的了。这时候也更可以让人民以雪亮的眼睛看清候选人的真面目。

随着民怨民反一下子有如排山倒海g而来，反对党于是轻易地夺取了五个州政权。这说明了人民对民主诉求的成功，也发挥了民主制度制衡政府，并使选民能做出有效的选择以促成政权转移的功能，也提早催生了马国民主政治的两线制。

在分析马国大选结果后，回头来看我国的政治局面。所谓「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们尽可借镜邻国的经验加以改进，以便在我国展开新的政治局面。

四十多年来，行动党一党独大。反对党能否在来届大选有所作为，攻下集选区，正是所有关心民主政治的国人所密切关心和期盼的。

然而，要能寻求突破，谈何容易，笔者认为反对党要打破行动党一党独大的局面，必须步步为营：

1.假设美国次信贷危机持续发酵，我国粮食物价持续高涨，到达人民忍无可忍的程度时就会产生民怨，到时选民就有可能会使用手上的一票给当权者一个教训。

2.反对党必须要有鸿图大计，早日定下促成政治两线制的计划和政策，如成立影子内阁之类，也必须积极吸收更多人才入党，必须逆流而上。笔者不相信有志之士会投身于一个被边缘化的反对党。

3.对执政党所提出的政策，成立资料库，尽量多思考多分析，寻找它的错误所在，並谨慎提防对方的奥步。表面看来，政府的家长式政策似乎无瑕可击；但是一个铜钱都有两面，没有任何事是十全十美的，最近公积金的改革就是把双刃剑。

虽然这些年来，反对党在吸取精英分子上並没取得多大的突破，进行招募有一定的困难，但笔者认为反对党应该把目标放得更远大些，相信要成大业者，必先有大志。要敢敢以捍卫民主为大目标，舍弃不是原则性的成见，团结所有志同道合的反对力量，众志成城，早日实现有政党交替功能的民主制！

上午。。。

老板：为什么这段日子你总是迟到？

洪先生：没办法，因为汽油和ERP都涨价了，所以我听从部长的话，避开繁忙时间进入ERP所以就迟到了。

老板：那么你也应该听部长的话出售你的汽车而改用公共交通！

洪先生：可是公共交通费也涨价了，而且很不方便。

中午。。。

洪太太：现在东西样样都涨价！听从政府的话改买冰冻肉，可是米和糖也涨价了。真是头疼！

林太太：你为什么不使用本地的品牌？

洪太太：有啊！。可是这些品牌也涨价了几分钱。米和糖总不会有冰冻的吧？

午饭时间…

小贩：先生，$2.50！

洪先生：消费税上调，你的食物没涨价啊？

小贩：没有，不过份量减少了！

下午…

护士：老先生，您下周二上午九时回来复诊。

洪祖父：我不能在上午时段复诊。可以帮我换到下午的时段吗？

护士：对不起，我们下午的时段已经排满了。为什么您不能在上午时段复诊呢？

洪祖父：因为我通常是乘搭德士来的。可是现在早上繁忙时段德士收费很昂贵。

傍晚…

洪太太：儿子，你怎么自己洗了衣服后还是这么肮脏？

儿子：因为您没有多给我额外的零用钱。妈妈您可以多给我二元吗？

洪太太：你为什么需要额外的零用钱呢？

儿子：妈妈，您误解了我的意思。部长说，薪金按业绩来计算。您给我较多的零用钱，我的衣服就会洗得清洁。楼下洗衣店的阿姨收费是三元。我只不过要求市价的三分之二罢了！

晚间…

儿子：爸爸，我要求增加零用钱！

洪先生：为什么呢？

儿子：因为您的工资增加了！

洪先生：没有啊！你听谁说的？

儿子：新闻报道，部长们的薪酬都增加了。所以你的薪金也应该有增加吧！

爸爸：部长加薪，但我的薪水没有增加。部长说，如果工人增加工资，会导致成本增加，物价上涨。

儿子：你们成年人真搞笑。增加工人的薪酬会导致物价上涨，可是为什么部长的薪酬增加就不会导致物价上涨呢？

Semenjak kebelakangan ini, kita mendapati bahawa kos kehidupan seharian rakyat semakin hari semakin meningkat dengan pesatnya. Kita melihat bagaimana harga-harga barangan asas seperti minyak, tepung, beras dan sebagainya melambung tinggi. Mengambil contoh, harga beras yang melambung diantara 15 dengan 25 peratus! Keperitan kenaikan harga baranganbarangan asas ini dapat dirasai di semua peringkat masyarakat, daripada si miskin sehinggalah si kaya.

Menyedari akan hal ini, mengenai keperitan dan beban yang terpaksa diharungi dan ditanggungi oleh rakyat, pemerintah dengan segera telah mengambil beberapa langkah/inisiatif untuk meringankan beban rakyat. Contohnya, para penerima bantuan awam menerima rawatan kesihatan secara percuma, sewa rumah bersubsidi dan rebat bayaran perkhidmatan dan penyenggaraan.

Seorang penerima bantuan awam yang tinggal sendirian kini akan mendapati $330 sebulan berbanding $290 sebelumnya. Malahan, pada belanjawan yang lalu, rakyat Singapura secara kesuluruhannya telah menerima habuan sebanyak $1.8 bilion tahun ini, sebuah belanjawan yang disifatkan sebagai “ penuh belas kasihan, menyeluruh dan memandang ke hadapan,” oleh Menteri Kanan, Encik Goh Chok Tong.

Memang tidak dapat kita nafikan, bahawa belanjawan kali ini memang ada unsur-unsur belas kasihan dan sebagainya, tetapi pemerintah, pada masa yang sama, harus diingatkan juga agar tidak mudah mendabik dada. Harus diingatkan juga kepada semua bahawa pemerintah mempunyai lebihan belanjawan sebanyak $6.45 bilion pada tahun lalu, tetapi hanya $1.8 bilion yang diagihkan kepada rakyat. Masih banyak yang boleh diambil dan dilakukan oleh pemerintah untuk meringankan beban rakyat dan memperbaiki serta diperhalusi bantuan-bantuan yang diberikannya.

Disebabkan itu, saya berasa agak terkilan dan kecewa sedikit apabila Menteri Kanan, Encik Goh Chok Tong, menggesa rakyat agar lebih bersifat realistik dalam jangkaan masing-masing. Saya percaya dan saya yakini, rakyat Singapura memang sebenarnya bersifat pragmatik dan realistik dalam jangkaan mereka. Apa yang dimahukan oleh rakyat ialah agar pemerintah lebih memahami secara mendalam akan keperitan dan kesulitan yang terpaksa mereka alami dan tempuhi disebalik bantuan-bantuan yang diberikan, yang sememangnya sudah pasti tidak mencukupi.

Kita mengambil contoh, seorang penerima bantuan awam yang kini mendapat $330 sebulan, berbanding $290 sebelumnya. Kita akan lihat ada kenaikan sebanyak $40, tetapi, bagaimanakah jumlah $40 itu dapat menolong dan memperbaiki kehidupan si penerima, yang sudah tentu mahukan kehidupan yang lebih sempurna, dan bukan dengan penuh keperitan dan kedaifan?

Memang kita tidak dapat nafikan, si penerima juga akan mendapat bantuan-bantuan lain dari segi subsidi dan sebagainya, tetapi jika difikirkan dan direnungkan dengan teliti, ia tidak mencukupi. Lihatlah kos kehidupan yang tinggi di sini. Dengan kadar GST yang terus meningkat tinggi, kos pengangkutan awam, kos makanan dan sebagainya yang terus meningkat, bagaimanakah kenaikan sebanyak hanya $40 itu dapat membantu si penerima? Bandingkan ini dengan kenaikan gaji beratus ribu dolar oleh para Menteri dan juga Presiden kita. Fikirkan dan renungkanlah.

Bagi saya, bantuan seperti inilah yang dapat dan harus diperbaiki dan diperhalusi lagi oleh pihak pemerintah. Saya ingin mengesyorkan agar bantuan yang diberikan kepada si penerima bantuan dinaikkan kepada $500. Saya rasa ini tidak akan membebankan pemerintah mahupun rizab negara kerana perlu ditekankan sekali lagi di sini bahawa pemerintah mempunyai lebihan belanjawan sebanyak $6.45 bilion tahun lalu, dan jumlah ini belum dicampurkan lagi dengan jumlah simpanan yang sedia ada dalam rizab negara. Harus diingatkan juga bahawa hanya $1.8 bilion yang dikembalikan kepada rakyat.

Dengan itu,saya ingin ulangi sekali lagi seruan Parti Pekerja agar pemerintah menurunkan kadar cukai GST kepada 5%. Dihapuskan juga sama sekali cukai bagi barangan-barangan asas seperti tepung, beras dan sebagainya. Selain daripada itu, untuk membantu rakyat mengharungi masa-masa sukar ini, kos-kos tambang pengangkutan awam dan sebagainya juga tidak harus dinaikkan sama sekali. Saya juga ingin menggesa agar diadakan semakan semula gaji-gaji yang diterima oleh Presiden dilantik dan para Menteri kita yang tidak munasabah itu. Jika mereka jujur dan ikhlas ingin berkhidmat, biarlah kerana rakyat dan negara, bukannya disebabkan oleh gaji yang tinggi. Wang yang berlebihan dapat disalurkan kembali kepada rakyat yang memerlukan.

Akhir sekali, saya percaya, jika saranan-saranan yang disebutkan diatas dilaksanakan dengan penuh keikhlasan, dan mereka yang memerlukan dapat dibantu dengan sewajarnya dan sebaik mungkin, barulah pemerintah ini boleh dikatakan sebagai pemerintah yang berjiwa rakyat, yang benar-benar belas kasihan, menyeluruh dan memandang ke hadapan.

Dalam rencana saya yang sudah, saya telah menggesakan agar masyarakat menghapuskan BUDAYA PAK TURUT.

Siapa yang dapat berbangga dengan seorang yang hanya TAKLID MEMBABI BUTA.

Bila anda membuat keputusan tanpa maklumat, terlalu mudah terpangaruh dengan arus berita media massa yang dikongkong ketat serba menekan maklumat, terbujuk dengan pojokan iklan dan propaganda, maka keputusan anda bukan satu keputusan yang boleh dibanggakan.

Orang yang tidak mahu kebenaran itu menonjol, tentunya akan menyorok informasi.

Cuba kita fikirkan peranan sains kemanusiaan dan ilmuilmu sains yang lain – usaha itu bertujuan mengungkapkan maklumat-maklumat yang benar bagi kesejahteraan umat sejagat.

Kalau menurut istilah saya, maklumat yang benar adalah berlandaskan “sains bersih”, “sains tauhid” (ketuhanan) – yakni renungan kajian terhadap alam semesta membawa kepada rumusan adanya pencipta yang Maha Esa – yang Satu, tidak tua atau tiga.

Cuba bayangkan kalau pembangunan itu tidak berasas maklumat sains yang betul – alamat akan roboh atau mereng pembangunannya.

Lantaran sebab yang sedemikian saya selalu berpendirian – “there should be transparency of information, exchange of information and dissemination of information” (ketelusan maklumat, pertukaran maklumat dan penyebaran maklumat) kerana inilah yang akan merangsangkan sains pembangunan yang sihat dan makmur.

Cuba kita ambil satu contoh

Apabila PM Lee Hsien Loong menyorot saya dalam Pilehan Raya Umum 2006, dengan soalan “Apa Mohd Rahizan akan berbuat tentang pelajaran anak-anak Melayu…”, saya telah mengemukakan pandangan saya pada Pilehan Raya Umum yang lalu di khalayak ribu-ribuan pengundi-pengundi: -

Pada pandangan saya, Mendaki itu walaupun merupakan pembentukan yang mulia daripada masyarakat Melayu, hanya dapat memainkan peranan sampingan sahaja (supplementary role) kerana terhad oleh dana, kepakaran dan lain-lain sumber yang terbatas. Saya menegaskan, peranan yang asasi dan utama adalah tanggung-jawab Kementerian Pelajaran dan telah membalikkan soalan agar Menteri Pelajaran ketika itu, Encik Tharman mengemukakan alasan kenapa pelajar-pelajar Melayu tercecer ataupan apa usaha yang diambil untuk membantu pelajar-pelajar yang tercecer dari pelbagai bangsa, termasuk pelajar-pelajar Melayu.

Peristiwa ini tidak dibuat liputan oleh Berita Harian, Straits Times dan akhbar-akhbar tempatan yang lain.

Senang kata di “black-out”.

Kami, telah sebal dengan keadaan seperti ini dan peranan yang dimainkan oleh pemberita-pemberita utama di Singapura ini.

Maka, kerana inilah juga salah satu dari Manifesto (Dasar- Dasar) Parti Pekerja (Workers’ Party) mengambil sikap dan pendirian bahawa Media Massa perlu bebas dan berkecuali. (Demi sains Tauhid seperti apa yang telah saya ulaskan tadi.)

Tentunya bukan secara kebetulan Encik Masagos dilantik oleh PM untuk menjawat sebagai Setiausaha Kanan Parlimen Kementerian Pelajaran.

Kena jaga pelajaran anak-anak Melayu beb!

Kita tengok apa nak jadi? Boleh jadi Menteri tak?

Lagi satu informasi yang anda perlu tahu.

Tahun demi tahun, ramai rakyat Singapura yang telah meninggalkan bumi kelahirannya dan membuang kerakyatan Singapura. Diantara mereka ini seramai 1,000 professional terbaik Singapura telah meninggalkan Singapura buat selama- lamanya baru-baru ini.

Di kalangan masyarakat Melayu kedengaran bahawa mereka memileh untuk berhijrah ke Australia.

Orang Melayu Singapura yang berakar umbi di sana, mempunyai pandangan kritis terhadap Pemerintah PAP – mereka bersikap vokal dan kritikal. Apa nak jadi?

Apakah akan lebih ramai lagi masyarakat Melayu yang akan berhijrah ke Bandar-Bandar Utama Dunia. Jangan salah faham bukan kita menyalahkan Globalisasi. Bagus kalau kita mempunyai semangat perantau dan meraih peluang di mana saja.

Yang menjadi tanda-tanya mereka membuang kerakyatan mereka.

Apa sebabnya?

Apa seronoknya apabila kita mendapati akhirnya rakyat tempatan diambil alih tempatnya oleh pendatang yang diberikan kerakyatan oleh sebab penduduk asli telah beramai- ramai keluar meninggalkan negaranya buat selamanya.

Pada tahun 2006, seramai 57,310 penduduk diberi status sebagai Penduduk Tetap dan seramai 13,209 diberi kerakyatan Singapura.

Ada pengkritik yang telah menggelarkan bahawa Singapura bukanlah sebuah Negara lagi tetapi, sebuah “Hotel”, orang cuma menginap dan pergi.

Apa nak jadi?

Kalau ini terus berlaku, bererti kita telah gagal dalam “Nation- Building” (Pembangunan Negara).

Kita syok-syok mendabik dada negara kita adalah Dunia “Kelas Pertama” tetapi rakyat asli kita berpusu-pusu meninggalkan negara ini.

Apa sebab ketidak-puasan ini? Tentu banyak faktor yang perlu dikaji dan suatu huraian perlu disediakan.

Diantara kemungkinan yang perlu diteroka berdasarkan teori Maslow, seorang pakar saikologi, dalam teori jenjangan keperluan manusia—tahap keperluan bukan hanya berdasarkan keperluan “mengisi perut” tetapi juga menjenjang ke tahap yang lebih tinggi – jenjangan “santapan” rohani dan keindahan seni dan nilai-nilai sejagat.

Sebab itu, diantara pendirian dan misi yang diperjuangkan parti pembangkang, terutama Parti Pekerja (Workers’Party) adalah pembangunan memerlukan kedua – duanya “hardware” dan “software”.

Minda Pemerintahan sepatutnya bukan hanya diterajui oleh kepintaran IQ (kecerdasan akal fikiran) tetapi juga oleh sentuhan EQ (budi-perasaan).

Gabungan ini menjadi akal-budi; pemerintah yang cerdas lagi budiman. Dan dilowongan itu, kita bergerak mengisi kekosongan sentuhan EQ dan selepas tiga dekad, Pembangkang memberi tekanan kepada. Pemerintah PAP terhadap dasar-dasarnya, kita telah dapat meraih sedikit kejayaan – Permerintah PAP cuba menunjukkan sedikit keprihatinan dan simpati terhadap derita dan keluhan rakyat tetapi masih terikat dengan belenggu dan kekakuan dasar-dasar gubalan perintis-perintis PAP.

Ada benarnya kekata yang mengatakan kita perlu “think out of the box” (keluar dari kotak pemikiran) atau seperti kata pepatah Melayu keluar dari mentaliti “katak bawah tempurung” – maknanya kita perlu keluar dari belenggu tempurung kekakuan dasar-dasar PAP.

Demi Negara, PAP perlu dorongan sentuhan EQ yang tinggi. Apabila ini berlaku semua dapat meraih manfaatnya, termasuk mereka yang berpihak kepada gembung permbangkang.

Negara dan kesemua rakyatnya akan bertambah makmur kerana rakyat yang lebih bersatu dan patriotik kepada Singapura, lebih kepada Parti, adalah bersesuaian dengan falsafah yang baru-baru ini dicetuskan PM Lee agar membangunkan “inclusive society” (masyarakat yang kesemuanya ditampung). Kalau ini tidak dilakukan ianya hanya merupakan “slogan kosong” semata-mata.

Kita perlu ingat gembung pembangkang bukan sedikit. Diantara 1 juta rakyat pengundi, pembangkang biasa membentuk sebanyak 340,000 – 400,000 penyokongnya dan telah menunjukkan potensi dalam beberapa perlawanan sengit dalam agregate 4.5:5.5 dan 49.1:50.9 dalam perlawanan demokrasi pembangkang – PAP.

Bukan sesuatu yang mustahil apabila rakyat bertambah matang dan lebih berinformasi; kerana tekanan informasi sedunia menjurus ke arah ketelusan dan penyebaran maklumat, neraca demokrasi di Singapura akan menjadi lebih seimbang dalam aggregate 5:5.

Apa nak jadi kalau begitu? Alah. Kita kongsi kuasalah.

Kita perintah dengan adil dan seksama, penuh dengan sentuhan akal dan budi selaras dengan saranan Parti Pekerja (Workers’ Party) bahawa perlu ada perkongsian kuasa berlandaskan konsep perwakilan proporsional dalam Parlimen – yakni perwakilan Parlimen berdasarkan undi peratusan yang diperolehi setiap pihak yang bertanding.

On 3 May 2008, the Workers’ Party Youth Wing held its inaugural YouthQuake forum. The first in a series of public forums planned by the Youth Wing, this forum focused on the question: “Should Singaporean Youths be Allowed to Vote @ 18?”

Invitations for the event had been sent to various bodies and organisations, including the mainstream and online media, friends and supporters of the Youth Wing, political parties and various organisations such as the National Youth Council (NYC), REACH, th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ISEAS) and the Institute of Policy Studies (IPS).

Th forum which took place at the Workers’ Party headquarters at 216G, Syed Alwi Road saw a full house and was enlivened by the presence of many young Singaporeans.

Bernard Chen, the project manager of YouthQuake and organising secretary of the Workers’ Party Youth Wing, was the moderator of the forum. He said: “YouthQuake provides a platform for youths to speak up and interact with fellow youths on issues affecting young Singaporeans, and it prompts youths to take the initiative to bring about changes.”

The inaugural YouthQuake forum saw 3 speakers from varying backgrounds giving their take on the issue. They were Anne Tan,17, a student at Anglo-Chinese Junior College, Khairulanwar Zaini, 20, a full-time national serviceman and Choo Zheng Xi, 23, co-editor of the online portal, theonlinecitizen.

The speakers generally agreed that youths in Singapore were responsible and had the ability to make informed and intelligent decisions; they could, and would, vote well if they were given the opportunity to do so.

The embodiment of participatory democracy
Giving her views on why the government’s efforts at re-politicising youths had failed, Anne reasoned that it was due to the over focus on “head knowledge” in subjects such as Social Studies and the “entrenched cycle of fear” that was still very much prevalent within the civil service.

She offered voting at 18 as a possible solution to the growing political apathy among youths in Singapore. She said: “It is one thing to know that elections take place every 4 to 5 years… and another thing altogether to participate in elections.”

Conceding that lowering the voting age from the current 21 to 18 would not suddenly reduce the level of political apathy among our youths, she argued that it was, nevertheless, a concrete first step to take.

Age is not a barometer of maturity
Khairulanwar Zaini, the second speaker, spoke passionately on the inconsistencies in the existing system of serving national service at 18 while allowing youths to vote only when they are 21.

Noting that the many benefits and privileges offered to national servicemen through the various government agencies and statutory boards were nothing more than a consolatory gesture, he argued that “despite fulfilling our duties of citizenship, carrying out our national duty, we do not get accorded the full rights of citizenship, [because] we still cannot vote. That is almost akin to taxation without representation.”

Khairul believed that as an inherent principle of democracy, we should extend suffrage to those who were serving the interests on the nation, in particular those who provided for the finances and the defence of the state.

Khairul disagreed that 18-year-olds were too immature to vote. “The right to vote should not be accorded based on maturity level; it should be a way of recognising the contribution of citizens by providing them with a legitimate means to voice their concerns,” he emphasised.

Khairul also argued that if we did not allow 18 year old full-time national servicemen (NSF) to vote because that might lead to a politicised military, then it would follow that regular NS men should also not be allowed to vote. He further reiterated that voting at the age of 18 would make National Service even more meaningful, as it would help NSF personnel to forge an identity with the nation and recognise the fundamental meaning of a serviceman’s role as a citizen solider.

The intrinsic value of our vote in a politically apathetic society
The third speaker, Choo Zheng Xi, argued for a lowering of the voting age by situtating the issue first in its proper legal and political context. He observed that Singaporeans did not have the constitutional right to vote but there existed in the Parliamentary Elections Act, the “compulsion” to vote. He also noticed that Singaporeans tended to view the need to vote as an obligation rather than a right.

Although he questioned the effectiveness of lowering the voting age to 18 in reducing political apathy among youths if there was no corresponding change in the mindset of the youths, he did agree with the first two speakers that it would be a good starting point to help Singaporeans to see themselves as stakeholders of this nation and to work towards a system that they truly want to see.

Encouraging feedback
The subsequent question and answer session was well received and many youths voiced their opinions and added much depth to the discussion. Ideas for a complete socialisation of political education in Singapore schools were recommended to complement the vote@18 agenda.

In closing, Bernard left the audience with the following provoking thought: “Leaders whom youths can’t vote for today may send them to war tomorrow. Youths shouldn’t be subject to stricter standards than adults. Lowering the voting age is the just and fair way to set things straight.”

The Workers’ Party Youth Wing would like to take this opportunity to thank the speakers and all the participants who spent their Saturday afternoon at this fruitful forum.

In the words of Alvinder Singh, 17, “the forum was informative, thought-provoking and engaging. The ideas put across by the young speakers were well researched and this inaugural forum certainly provides an ideal platform for political discussion among youths.”

We would like to hear from YOU!
The Workers’ Party Youth Wing will continue to engage young Singaporeans on this issue of lowering the voting age to 18 through its Facebook account.

What do you think of lowering the voting form 21 to 18? We would like to hear from you!

Contact the Workers’ Party Youth Wing @ youthwing@wp.sg for more information on upcoming YouthQuake forums!

Age : 42

Background
Gordon grew up in the Upper Serangoon area. His father passed away when he was only 10 years old. His mother became the sole breadwinner and single handedly brought up Gordon, his elder brother (private investor) and younger sister (banker).

At a young age, Gordon fended for himself when his mother was busy at work. Because of this he became very independent and always told himself never to regret the decisions he makes but to learn from any mistakes and not to repeat them.

Education
He started his education at St Gabriel’s Primary School and went on to obtain his “O” level from St Gabriel’s Secondary School. He now sits on the school alumni board as an executive committee member, a position he has held for the last 11 years.

After having spent 3 months in a pre-university centre, he decided not to continue with his studies. Gordon instead found his calling in the hospitality industry and went on to obtain the National Trade Certificate Grade 2 (NTC 2) in the Food & Beverage Services from the then Vocational Industrial Training Board (VITB) and the Singapore Hotel Association Training & Educational Centre (SHATEC), where he was awarded a Sliver Medal (The SHA medal for Excellence) in 1988. Since 1993, he has been helping out as a Meet Advisor at the Singapore Hotel Association’s Inter Hotel Athletics Meet.

Career
Upon graduating from SHATEC, he went on to work in the Food & Beverage departments in various hotels, rising to the rank of Captain Senior Operations Manager in 1995.

Gordon is now a Sales Supervisor in charge of strategic accounts with a leading Wine & Spirits company in Singapore.

Why he joined the WP?
Having lived in the Upper Serangoon area for a good 40 years and seeing how the residents in Hougang had stood up for their political beliefs, he decided to contribute to the opposition’s cause. The natural choice for him was the Worker’s Party, whose MP, Mr Low Thia Khiang, has been serving the residents in Hougang since 1991.

Gordon joined the Workers’ Party in May 2006, with the blessings of his family. He is currently the Secretary of the Workers’ Party Welfare Committee and a member of the Hougang Constituency Committee.

Gordon also works closely with the Workers’ Party’s Vice- Chairman, Mohamed Rahizan, on their regular house visits in the north-eastern area of Singapore.

Philosophy
Gordon believes that every journey begins with a single step and that there are no short cuts to success.

Gordon also believes that in order for our nation to be successful and progress into the future, we must have a “check and balance” system. He explains: “This is where the Workers’ Party comes into play. Like the saying goes, ‘You need two hands to clap’. It does not matter if you are the ruling or opposition party; we are all Singaporeans.”

“In time of crises, I will be there carrying arms with my fellow Singaporeans, regardless of our race, religion or political beliefs, protecting my Singapore, family and friends,” he declares.

Gordon is a Roman Catholic and has four daughte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