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版的海峡时报报导，李显龙总理在2007年10月与执政党活跃党员的对话会中向政策拟订者发出的挑战是任何无法在五分钟内就能解释清楚的政策大概就是太复杂了。在2007年宣布的公积金改革方案，主要议题围绕着国人越长命，就必须工作得更久，延迟提取公积金，储蓄更多并必须谨慎以防万一活超过85岁。总理说该政策通得过在五分钟内就能解释清楚的测验。不过我所获得的反映却与之相反。许多人不认为就这么简单清楚，这包括我所认识的一些努力尝试追踪国会辩论的朋友在内。他们最终还是问我，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本文的主要目的是依据到截稿为止仍然是正确的资料，尝试把2007年公积金改革的内容和评论概括整理出来。

一．首六万元公积金存款的利率提高百分之一但公积金特别户头、保健储蓄户头和退休户头的利率则任由浮动。
每个国民在55岁之前都有三个公积金的户头，那就是普通户头、保健储蓄户头和特别户头。在到了55岁时，公积金局就会为你开设一个退休户头。特别户头、保健储蓄和退休这三个户头统称为SMRA户头。

自2008年1月1日起，政府会把在SMRA户头内总存款额的首6万元的利率提高1巴仙。在公积金普通户头内的存款，最多只有2万元享有多1巴仙的利率，也就是从原本的2.5巴仙提高到3.5巴仙。至于SMRA户头的存款，则是比普通户头更长期的储蓄，目前的利率是4巴仙。

不过，政府将会让SMRA户头的利率浮动，并让该利率和长期债券的利率挂钩，也就是依据新加坡政府10年期限的债券利率浮动再加上1巴仙。据人力部长说，政府预测刚开始让利率浮动时，SMRA户头的利率可能会下跌低于4巴仙，但估计长期会比目前SMRA户头利率所获得的收益高。

在首两年，也就是2008年和2009年，政府会把SMRA户头的利率固定在4巴仙；也就是说，再加上额外的1巴仙利率的增加，SMRA户头内首6万元的存款可获得5巴仙的回报率，一直到2010年利率开始依据债券回报率而浮动为止。

提高公积金存款的利率是姗姗来迟的措施。普通户头内所获得的2.5巴仙的利率难以追上通货膨胀率，这等于是公积金内存款的实际价值不但没增加，反而缩水。因此，提高利率一般上受欢迎，不过也有以下一些令人困扰的疑问。

第一，政府是否能提供比1巴仙更高的利率？

专家对此持不同的见解。养老基金在其他国家通过投资在综合不同的投资组合如债券、股票和房地产等可获高达10巴仙左右的收益。2002
年的经济委员会报告书中建议政府允许让公积金的存款交由私营退休基金管理以获取更高的收益。

然而，更高的收益也意味着更高的风险。有专家认为政府担保3.5巴仙的利率是很好的收益。可是，如果通货膨胀率如贸工部长在国会中预测将会在2008年高达5巴仙的话，即使在新的利率下，国人的公积金收益则将无法抵消通货膨胀率的影响。寻找可在控制范围内的风险并使公积金存款可获得更高回报收益的管道应该是政府最迫切的问题。

第二，政府是否应该把更多的政府投资公司所得回归于民？

政府拥有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和淡马锡控股。政府的资金来自各方面，包括间接从公积金局获得的资金。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在过去25年来的收益是每年9巴仙，淡马锡控股在过去33年则每年有18巴仙的收益。政府的立场是拿政府公司的收益率和公积金利率来比较是不正确的，因为政府公司在投资时必须冒风险而政府所担保的公积金利率是国人不必承担任何风险的收益。

但请别忘了，既然政府投资公司在过去几十年来都能获得如此高的收益，而其资金也间接从公积金中获得，政府每年只给公积金存款低于5巴仙的利率又是否合理？

第三，债券市场的浮动可能不利公积金存款。

2009年后，SMRA户头的利率开始浮动，最低利率保证是2.5巴仙，低于4巴仙。如果债券市场的利率下滑，将影响公积金的利率和收益。

所以，以上的公积金改革虽然期望会更好但在某些情况下则可能会更坏。

二．提取公积金的年龄从62岁延期到65岁

政府依据统计数字显示国人的命越来越长而把退休年龄从62岁提高65岁，稍后再提高到67岁。在2012年会通过重新雇佣法案，雇主必须在雇员达到62岁时重新聘用他们但不一定是同样的工作和薪酬。与此同时，领取按月支付的公积金的年龄也相应地从62岁提高到65岁。

工人党认为退休年龄不需要和领取公积金的年龄挂钩。在一些国家，退休年龄和领取养老金的年龄并不挂钩。例如美国，其退休年龄可以是65或67岁，但在62岁就可开始领取社会保险金。不过，美国人可以选择在62岁时领取较少的养老金并同时继续工作以配合个别身体健康状况和家庭的需要。

把提取公积金的年龄从62岁延期到65岁最令人担忧的是以下的问题：

第一，60岁以上国人的受雇情况令人担忧。

即使62岁以上的国人愿意工作，又是否有恰当的工作做呢？根据人力部的数据，60到64岁这个年龄层的公民与永久居民，受雇情况自2003年以来虽然有改善，但到2006年为止，只有41.9巴仙受雇。

各年龄层新加坡居民受雇百分比统计表

资料来源：人力部劳动力调查

另外58.1巴仙年龄介于60到64岁的国人未受雇是因为没有适当的工作还是选择不工作则不得而知。不过，有足够的确实证据显示在同等条件下，高龄人士较难找到工作。

政务部长颜金勇告诉国会，政府的目标是像日本一样把55到64岁年龄层国人的受雇率从54巴仙提高到65巴仙，但这是个有伸缩性的目标。即便如此，受不能领取公积金最大影响的62到65岁年龄层的人的就业率仍将会低于65巴仙。

第二，拟议中的重新受雇法案大体上会无力，也对雇佣没有什么约制力。

该法案基本上只要求雇主必须重新雇用62岁的雇员做任何工作并支付任何工资，法案也没担保雇主所支付的工资足够维持基本的生活费。人力部政务部长也表明如果因为公司改组或在经济不景气时缩减营业则可豁免重新雇用年龄达到62岁的雇员。新加坡全国雇主联合会则表明重新雇用高龄员工必须符合经济原则，要不然公司将会失去竞争力。在这些警示下，重新雇佣法案的功效已经蒙上了一层阴影。

2007年11月，人力部长宣布从2008年1月起，提高各个行业聘请外地劳工与本地工人的比例。也就是说，雇主可以聘请更多的外劳。这势将进一步增加年长国人求职的担忧。

因此，以上的公积金改革虽然是为了保存更多的储蓄但年龄60岁以上的国人在就业情况不明朗下将面对没钱应付生活的问题。政府可通过教育宣导国人如仍有经济能力应自愿延期提取公积金，但应该允许国人自由决定是否在62岁时有需要提取公积金。

三．强制购买年金以应付85岁以后的生活费。

这是最具有争论性的改革。依政府数据，如果一个人能够活到62岁，他有50巴仙的机会可能会活到85岁。因此提出强制所有有公积金储蓄的国人购买年金。年金保险只有在85岁时才生效，开始支付每月大约2百元到3百元的生活费，直到该人逝世为止。年金的保费在国人达55岁时一次过从公积金的储蓄中扣除。年金保险只可个人受益。在85岁之前去世的国人，其家人不会获得任何补偿。

政府已成立一个委员会研究年金的措施，有关保费数目多少、获赔偿的年龄和确实数额、什么情况下可豁免等细节仍不清楚。不过，这个建议遭受不少非议。

第一，国人对自己的公积金被迫必须应用在这方面感到愤怒。

强制国人应用公积金购买年金和公积金是属于国人的个人储蓄的概念互相矛盾。强迫国人，不论你是否愿意，也得花费购买年金，等于是强制“征用”公积金的钱；抵触了国人对公积金储蓄的拥有权。

第二，年金的保费是多少？

政府并未表明年金的保费是多少但有些评论家推测可能需要几千元，介于4千到7千之间。从公积金储蓄中扣除这笔钱将减低国人在85岁前，能用来养老的公积金储蓄，也会使达到可领取公积金年龄的人，每个月所能提取的公积金的数额减少。

第三， 如果年金的保费在国人5 5 岁
时就从公积金中扣除， 但大约有5 0巴仙的国人会在85岁前就过世，他们将白白缴付保费而未获任何利益。

第四，年金不依据通货膨胀率而调整。这是大多数年金保险的弱点。现今的200元或300元也许是基本生活费，但30年后依然是如此吗？

所以，强制国人购买年金不但抵触了国人对公积金的拥有权，所被扣除的公积金也耗费公积金的储蓄，减少每月所能提取的数额；况且，有50巴仙的国人无命享用。

目前，活到85岁的国人约有2万5千人。有人认为，即使这个数目再增加，政府所应该做，也有能力做的是发放基本生活费给那些活过85岁，有需要帮助的国人。这也同时能保障那些没有公积金储蓄的国人。工人党秘书长刘程强因而建议政府拨款设立长寿基金，应用这个基金投资所得的收益来发放基本生活费。不过，第二财政部长尚达曼的反应声称这将造成国人有依赖性而使国家步向滑坡。

以政府健康成长的财政状况，我们的目标只是八、九十岁的年迈国人，他们几十年来自力更生，为新加坡做出了贡献。在他鬓鬓老矣时要求政府提供援助难道也算过分吗？

总结全文
应付退休后的经济需求现在已成为国人和政府最大的挑战。在多年来不断称赞公积金是唯一可以持续提供退休生活所需资金的体制之后，李显龙总理终于承认这个体制“有缺陷”。

其实，公积金制度犹如一匹操劳过度的骏马，为其他利益互相冲突的主人服务；包括提供购买产业和医药服务所需的资金，也在经济衰退时被当成是使经济复苏的工具。削减公积金缴交率使国人在退休时面临更大的困境。

我们有必要坦诚地重新检讨一般的新加坡人是否有能力应付不断高涨的医药费和退休后的生活成本。虽然自力更生是可取的价值观，问题是一般国人是否有可能在经济上负担得来？我们是否需要其他的经济支柱？

现在，有人甚至把英文的公积金缩写解读成“永远无法支付”。(CPF=Cannot Pay Forever)

从没想到新传媒在最近所播映的连续剧“女婿当家”中的一个对白会使我做出人生的一大抉择，我决定正式加入工人党。

我记得这部连续剧从一开剧，就不断提到反对党。印象较为深刻的是在它的第一集的一个对白：“做反对党也不错,现在反对党正在缺人”，笔者当时听了不禁会心一笑。在一些本地制作的连续剧里，把对于不满政府政策的国人同反对党“挂钩”。相信其它国人同笔者一样，总觉得这似乎把反对党“定位”于为了反对而反对，使国人在潜意识中对反对党留下负面的印象。

对笔者而言，我对反对党并不陌生。在2001年的大选过后，我便加入工人党的义工团参与一些活动。在2006的大选中，笔者也为工人党的候选人助选。虽然我们最后还是只能保住后港区议席，但我很高兴工人党不但提高在后港区的得票率，在其它选区如阿裕尼和宏茂桥集选区也取得不错的成绩。

笔者除了对于能参与选举过程感到自豪之外，也结交了不少工人党党员，从而了解到他们并不是只会无理取闹，为了反对而反对的一群。还有一点值得一提的是我从中也结交了不少知心好友，这对我来说是个意想不到的收获。

然而，身为工人党义工所含盖的工作范围是有限的。这是因为工人党的其中一个条规就是非正式党员不被允许进行某些政治活动。但“女婿当家”中的对白－“反对党正在缺人”却激发了我。我开始反思为何不“自我提升”，以便为工人党做出更大的贡献。于是，我到工人党的总部申请成为党员，并在面试过后正式被录取为党员。接着，我被分派到某个选区协助曾在上届大选中参选的候选人进行选区访问。与此同时，我几乎每个星期天早上都跟随党领导人到全国各地售卖党报– 铁锤报。

在写这篇稿时，我己经以正式党员的身份参与各类的政治活动。比较起来，我觉得这感觉跟我当初以义工的身份所参与的活动有很大的差别。我想可能是因为穿着印有党徽的衬衫让人多添了一份责任感。因为你的一举一动都会让人留下印象，也影响到党的形象。

除此之外，我也产生了一种对党的归属感和与党共进退的感觉。感触最深的还是进行选区访问，你会了解老百姓的想法和深切感受到他们的需要，从而认为政府的一些政策的确有待改善。也还有不少国人向我们反映他们仍然生活拮据。这跟本地媒体和行动党领导人所形容的繁荣景象和经济形势一片大好有很大的出入。

这些经验不但使我觉得政治竞争的重要性，也鞭策我必须付出更大的努力，以便向行动党施加压力，才能迫使他们在做决策时进行更多方面的考量。

岁月不留人，在风风雨雨中转眼间度过了五十个年头的工人党，在 2007年11月3日庆祝创党50周年。党秘书长刘程强在党庆晚宴的演讲中回顾过去，展望将来，为远景确定方向，为前程设定目标。以下是演讲的内容。

工人党在新加坡政坛走过了半个世纪，在国家发展的不同时期扮演了反对党应有的角色，虽然成败参半，所能发挥的成效也有限，但能够在一个强大的执政党几乎掌控所有资源，政治大环境不利反对党发展的情况下持续保持活力，和执政党在大选时竞争，提供选民选择，使新加坡的国会选举制度能够运作，是个不小的贡献。

不过，自1959年起，行动党一党专政后，通过电视、报章等大众传媒的渲染，反对党变成是反国家，造成国家动乱的组织；更被贴上不理智，为反对而反对的标签。身为反对党的工人党，必须面对这个挑战，改变人们对工人党的负面印象才能有所发展。

工人党经过这几年来的努力，在这方面已经踏出了一大步，我们必须在这方面继续努力，持之有恒，走入民间，以诚恳的态度取得人民的信任，以期彻底改变一般人的印象。

目前党领导层已经获得这方面的共识，也已积极执行有关的策略。不过，关键性的问题还是人的问题。新加坡人是否愿意尽一份力，加入工人党并保持活跃，促进党的发展，壮大工人党，将是工人党是否能持续坚持另外一个五十年的决定性因素。

党员的素质是决定一个政党命运的关键所在。干部党员决定有怎样的领导层，也决定一个政党的问政方式，政治方向和发展前景。个人的力量有限，如果没有足够有素质的党员组织党务，同心协力配合，多有能力的领导人也无法壮大一个政党。如果党员对团结就是力量不认同，只注重个人的政治诉求，发展和利益，不肯牺牲小我，一个政党的分裂是迟早的事。

工人党的党员来自各个阶层，在党内扮演不同的角色，没有他们的付出，我们今天不会在这里庆祝五十周年。可是，岁月不留人，大多数经历这长远历史洗礼的党员，都鬓鬓老矣。在2006年大选，庆幸有一帮独立后出生的年轻一代前来接轨，但人数还是有限，目前尚不足以使工人党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为新加坡人提供有效的政治选择，保障国人的政治权利并对我国走向世界级国家作出贡献。

有一次，在售卖铁锤报时，有一个人对我说他不要买，工人党起不了作用。我尊重他的看法。不过，我想告诉有这种想法的新加坡人，工人党的成员也是新加坡人，我们也面对和所有新加坡人所面对的在工作，家庭和事业发展上的时间局限；更面对政治空间和资源短缺的困境，无法尽如人意。不过，这些觉得工人党不好，没作用的新加坡人，他们应该有道德义务使工人党变得更有作用吧！

因此，我要告诉新加坡人的是，不论你是支持者，还是不满意工人党的表现，我们都欢迎你加入。只有在充足人力资源的条件下，工人党才会更好，也才能引入新血，继续领导层的更新过程，使党能和社会的发展脉搏一致。

一个政党的成长，除了时代的需求，外在的政治大环境和政党本身的内在因素，重要的决定性因素取决于人民的意愿。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这些年来的政治体验，我认为，选民有希望反对党能壮大，能为市井小民发表心声并在某种程度上能制衡政府的意愿。

这种意愿到目前为止始终无法实现，主要的原因有二。第一，执政党通过身为政府的方便，修改法律限制政治空间，更改选举条规，划分选区，威迫利诱等手段阻挠人民在大选时实现这个意愿。第二，人民对反对党还没有足够的信心。

集选区制度已经使我国的议会选举制在实质上变成双线制，大选第一线的选举是集选区，第二线是单选区。反对党到目前为止无法在集选区取得突破。在单选区，15年来也没有新的反对党候选人中选，如果再没有年轻的反对党候选人中选，反对党在未来必将出现青黄不接的情况。

至于行动党，在大选时则把新候选人派到集选区参选，也都顺利中选成为议员，达到了行动党自我更新的目标。单选区对行动党来说是选举二线区，只要在大选前把在前一届大选中反对票比率高的单选区拼入集选区，或者由政务次长，政务部长级的候选人，或基层组织能力强的原议员把关，反对党现在要攻破单选区也不容易。

所以，我的结论是，只要反对党无法在集选区中选，反对党依然面对生存的威胁，什么有效制衡政府和替代政府都是空谈，更不用说政党轮替政治。

工人党党史上的第一个分水岭是惹耶勒南在1981年突破了国会中清一色是行动党议员的局面。但从1988年至今，尽管工人党以突破集选区为目标，都始终无法实现。

因此，要使我国的国会民主制度能顺利运作，使人民在大选时能有选择，能够行使投票权，使国会里有多元化的政见，使人民的权利有保障，使下一代人能继续有好政府的施政，工人党就必须设定目标，争取在下一届大选突破集选区的障碍！

要达到这个目标，工人党领导层必须强调具体领导，以大局为重并在组织上推行纪律制度，提升党内的团队精神，改变个人的意愿与诉求超越党集体决策的个人主义价值观。与此同时，党领导层也必须开放交流的管道并鼓励党员自动自发提出意见和进行辩论，提供机会使有潜能的党员能进入领导层扮演更大的角色，更新领导层，使工人党成为一个有活力、负责任、可信赖的政党。

纵观工人党50年来的表现和党史，新加坡人应该认识到工人党是一个严肃，有组织、有诚意的政党。工人党会自强不息，力争上游，以使国人能有选择，坚强我国的议会民主制，促进新加坡迈向世界级的民主国家。工人党也坚信，人民是工人党最大的后盾，不论行动党应用什么政治手段，只要一人一票制还存在，决定权就掌握在选民手中。

在过去50年间，反对党政治的旅程此起彼伏，还能耐久不衰，是个了不起的事迹。当工人党带领先头部队取得突破和开创新里程碑的同时，还是需要你的继续支持，以确保有好政府的良好施政并发展成为一个世界级的民主国家。

主权在民，你有权力决定国家未来的走向。

你有选择 – 行使你的权力或者失去它。

最终，这一切都留给下一代。

一位早报专栏评论员说：“在新加坡从政难，从反对党的政更难。” 为什么呢？

因为我国一党专政，执政党会利用很多方法和技巧在大选中取胜。以在表面上看来堂皇的理由，让参选的反对党候选人铩羽而归。如果你是反对党的精英分子，他们会抓住你的一些芝蔴绿豆小事加以夸大宣传，使选民在短短的九天竞选活动期间无法分辨是非。甚至把工人党的竞选政纲描绘成是四颗分裂社会的计时炸弹，吓得一些选民在短时间内也无从分析思考。

当党秘书长刘程强先生在工人党创党五十周年晚宴上，宣布党将在来届大选中要夺下集选区时，与会的六百多位嘉宾，报予热烈的掌声，如雷贯耳，气势如虹。可是对於执政党来说，那无疑又是另一枚炸弹。

集选区始创时，表面上是要维護少数民族的利益。但从三个议员增加到六个议员，频频更换选区范围，又派部长去坐镇，让三个或五个谁都不认识的行动党候选人可以在安全伞中稳操胜券。这很明显的就是以集选区来维護政权，相信连瞎子都看得出。

这当儿，居然有人公然宣布要挑战集选区，他们岂会掉以轻心，必然请出师爷们来设计，再设计。如增加集选区议员人数，把可能有危险的集选区内的组屋区在大选到来时通过划分选区掉换到别的选区，把认为是重量级的部长换来该集选区；或索性把该有危险集选区整体分割，完全改头换面。何以见得？君不见，过去工人党差点赢得的友诺士集选区，静山集选区，现在不是连名儿都不存在了吗？原有的选区都被硬生生的折开拼入其他行动党较强的集选区去了！这说明什么呢？执政党怕输！

在党庆五十周年纪念的前三天，早报记者专访我党秘书长刘程强先生。他作出了三点承认。我阿明拍案叫说：“好！讚！！”我竖起大姆指说：“这是知己知彼”！

孙子兵法有云：“知己知彼，百战百胜；不知己不知彼，殆矣！”看见日益壮大的工人党，有些人会酸溜溜的，有些有心人会制造假象来打击反对党。我们更加不能自我陶醉，更加不能盲目设限，以为已完全可以和执政党争一日之长短。但也绝不气馁，更要增加党员，让我们的区委员会遍布全国各地；更要团结所有支持的力量，存异求同，贯彻我党达成共识的价值观：“主权在民，尊重，包容。”团结一致的向执政党说不！

自行动党政府提出公积金一系列改革措施后，虽然还有待官方委任的委员会正式的建议，不过，只要留意政府的一贯政策措施，也可预见即使等待委员会的建议出炉，它与官方之前所提议的应是大同小异。

这项令人极为关注的公积金一系列改革，归纳起来主要有三方面：包括延长提取公积金的年龄、强制性购买年金计划和公积金利率的调整。

自政府提出的公积金改革计划以来，我留意到，除了政府与官方有关行业的人士，或专业学者应声附和，民间普遍存在的是难以接受，都不认同这项等于是剥夺国人权利的措施。当然，对行动党政府而言，它大可认为市井小民，普罗大众都是没有远见，只有它自己的精英设想出的政策才是“高瞻远瞩”为国人“着想”。

在公积金的三项主要改革中，延迟提取公积金年龄从62岁延长至65岁，并会在往后提高到67岁。这是剥夺了国人自身处理储蓄的权利。而所谓的存款多1%的回报率，也不过是为安抚国人对公积金被扣押延后领取的不满。这1%回报率抵销不了往后的通货膨胀。

“一小部份”的年金计划
这里要谈的是最具争议性的强制国人购买年金计划的问题。政府提出的这项计划，是将从国人的公积金最低存款拿出“一小部份”来强制购买年金。最初规定会员要达85岁才能领取，到最近又由吴作栋资政再站出来说，或可改为80岁或更早领取的建议，以此来安抚国人普遍存在的不满。

所谓的从公积金会员户口最低存款里拿出“一小部份”又是多少？当局还没具体说明。原本提出的规定也指出，若会员不幸早逝，又想让他的家人索回未领取的年金，那会员必须支付更高的保费。换句话说，如果会员不愿付出较高的保费，那他所买的年金一旦在逝世时未领取完，也就跟着取不回，这岂不就是一项对会员的不合理掠夺吗？

储蓄是会员自己的，既然被强制购买年金，已经是被剥夺了在合法退休年龄时，无法领取那“一小部份”储蓄的权利，命不够长者甚至最后连这“一小部份”储蓄也领不回来。自己的血汗钱，就因在这样的强制制度下被剥夺。即使有幸继续活至80岁或以上的国人，届时享有这笔年金，但强制的扣住国人的血汗钱几十年是令人难以接受的。况且，随着通货膨胀，到时公积金会员每个月拿到的两三百元可能是等于是现在的几十元，试问它的功效又有多大？

行动党政府所谓的动用公积金会员“一小部份”储蓄，对它来说可能数目很小，但对一般收入低的较贫困人士，这就不是“一小部份” 这么简单了，而是他们退休时的老本。政府的措施，说要帮助那些贫困人士，担心老来没有储蓄，但是这些人在未到政府规定的年龄可享受它的计划时，或者已贫病交加，难以过日子，但又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储蓄被扣押，奈何！

现在，吴作栋资政出来企图安抚民心，把85岁改为80岁的建议，但却又说国人必须因此要付更高保费。这是在强人所难，本质并没有改变，它同样改变不了剥夺国人自行处理退休老本的事实。更令人不可接受的是投保者若逝世，家属也不能索回未领取的年金，除非他也必须在事前付出较高的保费。请问这些不能索回的年金到时落入谁家？是保险公司吗？这些也是国人所关注的，而且也有权利知道这些未被领取的年金的去向。

避重就轻、推卸责任
行动党政府提出公积金改革措施所持的理由是，要为国人储蓄养老，以防国人老来没有足够的储蓄。但是一个不能忽略的问题是，尽管近年来经济增长数据有所增加，还是有不少低层工人的工资不升反降，有的公积金户头连购买一间三房式组屋都很勉强，何来储蓄养老？政府与其在国人有限的公积金户头大费周章，不如探讨如何增加国人在职场上的收入。

人要能活得轻松养老，该退休时就得退休。因此，政府真正要关注的是改革工资结构，提高低薪工人的薪金，让他们真正分享经济增长所带来的好处。再者，工资低而生活费用不断高涨也是另一个问题。这些都是直接或间接造成国人养老的问题，不是国人不会储蓄，而是没有足够的收入可以储蓄。有谁不想退休时能有能力自己养老过得轻松？所以，我认为，行动党政府的所谓公积金改革，说穿了就是避重就轻、推卸责任。人力部长不就说过这项计划是针对一小群“超级长寿”的国人吗？既然只是一小群，那政府又何须兴师动众，向全体国人开刀？

一向来只重功利的行动党政府，就连这一小群“超级长寿”老人的问题都不愿负起应尽的责任，反而将它转嫁给国人去分担，这也就是为什么这项拟议中的计划不准让国人有退出的选择。

政府财政几乎年年都有盈余，行动党政府也说要开源节流，但只要稍微留意近年来的国庆活动，每年都在耗费那么多的人力财力物力和国家资源，几乎动员整个社会资源搞一年一度的国庆。拜托政府，不要说这是国家盛典需要隆重庆祝的大道理。每个国家都有国庆，好多国家也没有年年大事铺张庆祝，例如只有逢五年或十年或有较大的庆祝。反观新加坡年年铺张，连放烟花也在近年来在国庆前后不只一次的燃放，或许这又是创下一个世界第一的美誉。这些耗费政府花得起，对解决人口老化问题和可能面对一小群需要帮助的长寿国人，难道政府真的负担不起而必须转嫁给国人？

你民我主、不能选择退出
过去，当行动党政府实行的政策在预估到不会被国人接受时，就会搞“选择退出”的方式，现在即将推出的强制性年金计划则变本加厉，连让国人选择退出的方式也不用了，政府干脆来一次共产式的专制措施。这也是我国所拥有的民主社会制度的特色。我想国人可以做到的是在五年一次大选时的机会，才让你有机会选择，可以自行决定你的命运。

能源市场管理局（Energy Market Authority – EMA) 在不久前宣布计划推出电力预售系统。系统结合智能型电表和电子付费方式，推出的主要原因是为了配合本地能源市场的进一步开放。

能源市场的开放
能源市场管理局（能管局）在2001年成立。主要目的是为了开放新加坡的能源市场，使之有竞争。对市井小民来说，到底什么是所谓的开放能源市场？好处又在那里？

能管局网站的解释是，能源市场的开放是为了应用公开市场的机制来决定能源价格，让市场压力促使企业提高效率，以最低成本发电。用户可以自由选择电力供应商推出的配套，从中受惠。这也意味着，在理论上，市场开放前和开放后的一个主要分别是用户在电费方面的负担应该会减轻。

在我国，公司、企业等用电量大的“消费大户”自2003年开始就属于“可竞争用户”，也就是可以自行选择电力供应商；而小户（家庭用户、商店及轻工业）至今仍然属于“不可竞争用户”，只能由新能源服务 （SP Services）提供电力供应。能管局推出电力预售系统，就是为了能够也将小户转为“可竞争用户”，使小户也可以自由选择电力供应公司。

在目前小户的电力零售市场未开放的情况下，新能源的供电服务是每三个月调整一次电费。调整的幅度以燃油期货价格的波动为基准，并且必须先获得能管局的批准，才能生效。然而，一旦电力市场全面开放，小户们就必须像选择手机服务配套一般，选择最适合自己应用方式的电力供应配套，价格也随着不同的配套而有所差别。

从表面上来看，这一切似乎的确不错。就如经济学泰斗、亚当史密斯自由市场经济理论之下的“看不见的手”，在自由市场机制的引领之下，人人获益，又何乐而不为呢？不过，事情的复杂性就往往出在细节问题上。

每三十分钟的即期价格
虽然在新的机制下，用户可以选择不同的电力供应公司提供电力，在形式上类似选择手机服务，但实际上，不论选择任何一间电力供应公司，他们所提供的电力还是必须由新加坡电网公司（PowerGrid）输送到每一个用户。电力供应公司所能扮演的角色，是从电力批发市场中购买电力，然后包装成各种配套转售给零售用户。电力批发买卖每半小时结算一次，因此电力批发价也每半小时变动一次 。

能管局的网站上有一份指导用户选择电力供应公司的文章。文章中列出五间电力供应公司以及作为市场服务许可商（MSSL）的新能源服务公司。市场服务许可商的其中一项任务是在用户未和任何电力供应公司签订电供配套之前，或正在转换零售商之际，供应电力给用户。而新能源服务所将提供的价格，也是直接以每三十分钟根据批发价格变动一次的最新价格来计算。这也是为什么需要智能型的电表，以便每半小时就把用电的记录传送至中央电脑。

换句话说，在能源市场全面开放后，家庭、商店及轻工业等电力用户如果因种种原因没有及时和电力供应公司签订电力供应配套的话，就会直接面对电力价格波动的风险。

管理电力市场的电力市场公司 (Energy Market Company)在网页上提供从2003年至2006年的市场报告。报告中指出，在2003，2004，2005，2006年都各有几起电力批发市场即期价格暴涨的情况，从平均的每兆瓦小时约八十至一百四十新元猛涨至几百或几千新元。更有几次高达每兆瓦小时四千五百新元的市场上限。虽然批发市场的价格并不等于就是零售电力的价格，但从其增幅之大，不难看出电力的价格随市场波动的风险。

因此，如果家庭用户未能了解新制度的所谓自由市场竞争的意义，在新制度实施截止日期后还未和电力供应公司签订电力供应配套，固定电供价格的话，在即期价格制度下，所需支付的电费则随时有爆棚的可能。

美其名是自由市场竞争，最终是高收费
电力供应有了自由市场的竞争，也有不同的电力供应公司供应电力，提供各种配套给用户，那是否签了认为对自己有利的配套后就可以高枕无忧，获利不浅，可期待每月不必支付那么高的电费了呢？

我看问题可没那么简单。新加坡有许多公共服务领域都采取了自由市场竞争的模式，标榜着提高效率以及减低成本，但仔细分析之下，所谓的自由市场竞争的终结是消费者支付更高的费用。例如公共交通，两家巴士与地铁公司，虽然也是自由市场竞争，但因为交通是必需品，人们没得选择，根本就不需要以低价格来竞争吸引顾客，每年都公式化地提出涨价的申请，主要原因都是为了保护股东的利益。在稳赚的前提下，公共交通的价格节节上升，而不是在所谓的在自由市场机制下作为消费者的市井小民可以受惠。

能源市场所销售的也是必需品，家家户户都必须用电。电力供应公司会不会本着为股东利益着想而将配套价格渐渐调高呢？能源市场全面开放后，是不是意味着国人在将来必须面对电力价格也和现在的公共交通价格一样节节上调呢？且让我们拭目以待。

预先收取电费的方式
试验中的能源预售系统是以预先付费的形式推出。和现在不同的是，用户必须在使用电流之前预先购买所需的电力额，才有电供可用。也就是说，还没用电就必须先付电费，要不然就没有电力供应。

能管局说会允许小户直接通过各类电子系统，如提款机﹑手机﹑互联网或到便利商店购买电力额。虽说在资讯发达的今天，对大部分人来说这些付费方式都算方便。但别忘了一小部分不熟悉这类电子付费系统的国人，对他们来说新的付费方式可能是十分麻烦的一件事。试想一位居住在一房式组屋的老婆婆，没有手机，没有互联网，可有办法在电力额用完之前填补呢？

虽说预先支付电费容易让人掌握自己的费用，但如果一旦不慎忘了填补，则马上没有电力供应。现在每月结账方式的制度，除非是拖欠了好几个月，不然就算是稍迟一两天付电费，家里的灯至少还是亮着的。

智能型电表需自行购买？
有关电力预售系统的报道指出，智能型电表售价约一百至三百元，在为期两年的试验期里，当局将会为参加试验的用户装上电表。但是试验成功后，推出到全国时，人们是不是要自掏腰包购买电表呢？

智能型电表每三十分钟将用电量资料传送至中央电脑。据了解现在必须有一条电话线连接到智能型电表，才能完成资料传送。这么一来，难道就意味着每家每户都得额外申请一条电话线？电表一天下来四十八次的资料传送，电话费又应是由谁负担的呢？

因此，综上所述，能管局推动能源市场开放，推出智能型电表和电子付费方式，明言是自由市场的竞争，但到底为的是市井小民的福利还是身为最大股东的政府的利益呢？

致：铁锤报编辑
自英殖民地政府时代就已经实施的EPF到后来的CPF（现今通称公积金），其目的就是为了强制国民储蓄以作为养老的后备基金，也可以说是政府有意把养老的责任转嫁给国民自己负责的机制。因为如果延续提供人民养老金的制度会造成国家经济破产，请问这在世界上有那一些国家有实例可鉴？至于保证给公积金会员的利息当然由政府从盈余中支付。倘若我国现任的政府是一个不善理财的政府，相信早就被淘汰了。因为它连公积金的利息都无法负担。不过，这原本就是身为政府必须负的100%的责任，而不只是支付利息而已。

还好的是，政府把原有的公积金利息在1974年至1986年之间由2.5%提高到6.5%，前后共有12年。可是，自从我国的政府投资公司(GIC)以及后来的淡马锡控股成立，之后的几年间公积金的利息就一直下降至目前的2.5%，现在才来提议只有特别，医药及退休户头内的首6万元的储蓄可有4%的利息。这种情况是否直接或间接与此两家公司的成立有关系呢？这两间政府公司的业绩有目共睹。每年有8.2%及18%的盈利。这些业绩的盈利是否也包括了公积金会员利息被减少的部分?

贵党在国会中提议政府公司所获的部分盈利应回归公积金会员，笔者认为乃是天公地道的事，因为只有在政府公司获得盈利时才有得回归。我认为这个要求其实只是補偿了公积金会员们自1986年利息减少后的损失。希望贵党继续努力争取。

笔者也觉得政府之所以降低支付给公积金会员利息或许与政联公司投资或收购失利不无关系。最公开的事件为STPL投资Micropolis在一年半时间损失了$5.75亿（$575million）。这起事件只供参考（因事件是发生在1994-1996年之间）。其他政联公司则因无须呈报其业绩表，我们也无从了解真相，只知政府一路来只宣布GIC自82年至今的平均盈利为8.2%而淡马锡控股则为18%。

至于政府所宣布的延迟公积金会员提取公积金的措施，笔者认为根本无此必要。因为只要减少每个月所能提出的款项即可达到政府所想要达到的目的。此外，公积金会员们提早按月提出公积金也可以协助减轻因为通货膨胀对公积金储蓄的实质价值所造成的冲击。

致： 铁锤报負責人

政府真是用心良苦，挖空心思想幫助老人，可是最终想出的最佳方案是把养老的問題丟回給囯人，要国人购買強制性保險，可是要活到85岁以上才会得利。有多少巴仙的囯人能活到85岁呢？而最后真正得到利益會不會保險公司呢？還是因為越来越多孤苦伶仃，无依无靠的年老国人常向囯會议员求助，為了要省掉老人的麻烦問題，才想到強制买年金呢？

接着又从新聞报导中得知囯家发展部長马宝山谈起屋契回购计划。他说付款分成三部份，第一，先一次過让屋主得到一笔现金，第二，屋主每个月能得到一笔日常的生活費，第三，将部份的錢拿来買保險。

一直以耒，政府都提倡居者有其屋的概念，但現在你一到了62岁，好像什么都沒了。领取公积金的年龄也要延后，那是个很难让囯人可以接受的政策。理由很简单，沒有一个人願意把自己的錢，延期放在別人的裤袋里，拥有属于自己的財物那才是最实在的！

建屋局为了应付国人养老的问题而提出的屋契回购计划，請务必三思。這也許就是行动党的精英們和我們普通百姓想法的不同之处吧。

把組屋賣回给政府然后又向政府租回屋子，就好比是杀了一隻會生蛋的鸡一樣！第一部份支付的现金就好比先让62岁囯人先享用一个鳮腿，第二部份是把鸡肉放在雪櫃里慢慢地吃。雪櫃每个月都要付水电費，現在還要多付“租金”呢。第三部份買强制性年金的保險，好比要老人家去買4D或T0T0一樣，博一博，也许能活到85岁，算是中了一笔小财！

小弟還是希望政府能慎重考慮其政策，建议以对半津贴的方式，鼓励年長者购買第二间的三房式組屋終老。65岁以上的年長者，大多數已經失去工作的能力，要養活自己，把屋子租出去是最好解决年長者有经济能力終老的辦法。這好比是让母鸡生蛋的政策，使年長者天天有蛋吃。這同时也可以拉近贫富的距离。

有人問我到時會不會有很多房子租不出去呢？我的答案是不會的。我們应劝导年長者及囯人改变心态，允許一些客工住進政府組屋区里以便更易融入社會。据我所知，現在的客工住在工人宿舍，每个人租金一百元左右。政府組屋一个房间大約可以住三至四人，每个人头百二至百五元之间，应该沒有問题！客工一直以耒对囯家的发展有所贡献，現在无形中客工又对年長者的生活費作出另一番贡献，也許只有這樣，囯人才会更願意欢迎客工的到来。

小弟只此提出一个如何幫助年長者在老年时可以有生活费的槪念！如果此概念行得通，細节应该成立一个委員会耒討論。

最后，小弟也想知道買年金者如果能活超过85岁，除了每个月能获得一些基本生活的費用之外，请问有沒有包括死后买棺材的费用呢？如果不包括棺材费，那我老人家可有怨言了，連我的棺材本你們都想要！

谢谢。

金钱虽然可以从量的方面衡量一个人的贡献和他的身价，但却无法衡量一个人的付出与受尊重的程度。

新加坡是一个国泰民安，经济欣欣向荣的国家。这是国家领袖的领导有方，理所当然应该获得25%的加薪，这是无可厚非的。同时这也是因为国家富裕才具备了如此的条件，理应支付这样的酬劳。然而，国外却流传着这一句话：“新加坡政府有钱，人民穷。”这是我国和其他国家最基本的差异。

本人是一名义务社会工作者，目睹许多低下阶层阶级的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有些甚至还面对三餐不饱，水电被迫切断，屋子被银行强行收回，没钱偿还医药费以及被宣告破产等。此外，在新加坡，经营小本生意者往往得面对“大鱼”（大集团）吃“小鱼”的惨败命运；在工作的国人还得面对外来人才与低廉薪金的竞争而最终可能失业的命运。人口老化的问题，也让一般上了年纪的国民忧心，他们在国家建设中也有所贡献，但如今却似乎被遗忘了。于是，在坊间流传着一句话“新加坡的老人，宁愿死都不能生病”。许多政府公共服务部门都私营化了，但诡异的是有一些应该属于私营化的，却变成了国营，政府又似乎在和人民抢饭碗。

虽然说尚有许多不同部门的福利基金可待申请，但这些福利机构的申请手续繁多，使低层、没受什么教育的小市民不敢问津，并且部门办事能力缓慢，一等就是好几个月，按公行事，很机械化，也毫无人情味，不体谅他人的处境。就算申请到了也不过每月一百几十元，要如何去维持个人的基本生活费？

本人曾经协助一些不幸人士申请援助金，其中一名是洗肾者。他通过了好几轮的面试问话，又经过了好几个月的等候，结果只获得区区一百五十元的援助金。他刚刚动过大动脉手术，也出示了医生给他的证件，证明在一年内不能工作。他既单身又无依靠，更可悲的是，连洗肾中心也向他追讨至少每月五十元的费用，甚至恫言停止让他洗肾，这似乎间接地在逼他走绝路。其实，这一类的事件，在低下阶层的居民中可说是层出不穷，司空见惯。但却是上层阶级之人士所无法体会的。

在政界，或许区区25%的加薪，若拿来与企业界相比，的确算不了什么，只不过是花生米罢了！但对一般低下层的小市民来说，可是天文数字，他们一般的反应是：“要那么多的钱干嘛？花得完吗？选举期间不是高喊口号说：“要为民服务，拉近党民之间的关系吗？怎么如今薪金与贫富之间，却存在着如此之大的差距！”虽然说高薪养廉是值得提倡的，但却不应该在两种极端的情况下发生，以免造成不平衡的现象与不良的后果。无可否认“高薪可留得住人才”。但，是那一类人才呢？是献身精神或是功利主义的人才？

政府常鼓励人民多参与社会工作，为不幸的群体服务。一般的社会工作者，不但没有酬劳，也没有津贴，他们任劳任怨地在基层为小市民与不幸的人士服务，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因此，我盼望政界领袖门能向他们看齐，并为人民做出贡献与付出，不要太在意“得”与“失”。在西方国家，所谓Government Servant意指––政府公仆，是由人民所选出来为人民服务的公仆领袖，并非只是权威的执行者而已。因此，多接触民众、多了解民心、多体会人民的感受，才能获得民心，方能巩固政权。

工人党反对政府把提取公积金退休户头的年龄从 62 岁逐步提高到 67 岁。

国人的公积金原本在年龄达到55岁时就可提取全部的存款，后来为了更好应付退休的需要而增设了退休户头，并规定在55岁时必须保留最低存款额。每年不断提高的最低存款额已使一些国人在55岁时只能提出5千元的公积金存款。不但如此，现在还要再把提取公积金退休户头的年龄逐步提高到67岁。这太过分了吧！

虽然我们支持逐步提高退休年龄。但是，我们认为，退休年龄和提取公积金的年龄应该脱钩。

人应该活到老、学到老；如果身体健康，能够活到老、做到老也无不可。不过，一个人辛勤工作了大半生，到了62岁时应该能够有所选择，考虑是否做比较轻松的工作或做部分时间的工作，虽然收入比较低，但有这大半生所储蓄在公积金里的血汗钱发放出来作为生活费，才能够有条件选择如何过晚年的生活。

况且，人的寿命依政府预测虽然愈来愈长，但长寿并不等于一定就健康，就有精力继续在工作岗位上拼搏下去。不让人民在62岁时就可提取公积金退休户头的养老金，会使一些新加坡人不只是须要做到老，甚至做到死。如果国人必须做到死或者在年纪大了，在苟延残喘中仍得提心吊胆被裁员，生活成问题。这不是新加坡要走向世界级国家所应有的表现，也不是一个世界级国家的国民所应获得的福报。

政府也提出强制人民购买年金，虽然宣布详细的计划交由一个委员会研究，但势在必行。我认为，年金解决不了政府所担忧问题，反而会增加国人的负担。

1. 不是每个人都有公积金可以给政府直接就扣除保额，那些没有公积金可扣除来买年金的人活超过85岁又怎么办？

2. 有公积金的国人被扣除保费后，公积金的存款数额因而减少，也减低了公积金存款能够养老的年限。

3. 以美国的类似保险来看，这类保险对投保人不一定公平，保险公司先收取一笔一次过的保费，等20年后再生效支付保险金，活不到那个年龄的人，没命享用，所缴付的保费则全数付诸东流。

这个世界真的变得越来越诡异，普遍来说，通常一般人担心的是如果自己不幸早逝，需要经济资助的家庭和孩子会蒙受打击而购买人寿保险，想不到在现今的世界，死不了而长寿也是一种罪过，还得被政府强逼购买年金。

新加坡人辛劳了一生，努力工作为国家经济做出了贡献，新加坡才有今日的成就，即使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政府现今竟然为了担心人民因长寿，如果公积金用完还不死就得流落街头或饿死而提出需要购买所谓的长寿保险而要实行强制人民购买年金。我认为这是不负责任的行为。

因此，我呼吁政府考虑设立一个长寿基金，每个月放发生活费给年龄85岁以上，面对经济困境的国人，使长寿的新加坡人能够安享晚年，并希望新加坡人能长命百岁，而不是恨不得没能力工作，无法再对国家经济做出贡献的人早一点自我消失，以免增加国家的经济负担。

我认为，要求设立长寿基金资助经济上有需要的长寿国人并不过分，也是政府所负担得起的。据我所知，越南和尼泊尔都有类似的这种社会保障制度，使国民能安享晚年。这些国家的经济并没有因此而破产。况且，并不是所有的老年人都需要政府的资助，尤其是我这一代的新加坡人；大多数都有公积金储蓄，而且公积金的存款都还在政府手中，任由摆布。从我接见选民的经验来看，大多数的新加坡人都是负责任和有骨气的，不见得人人都排队等着要政府帮助。更何况，也不见得每个人都那么长寿，能享用政府的长寿基金。

在不久前的亚洲经济危机中，年龄较大的国人首当其冲，被裁员，被雇主弃之如敝屣，面对无业，无收入，陷入生活困境的彷徨余悸尤存，提高领取公积金存款年龄的决策现在实施必会加深人民的不安与焦虑。我希望政府三思而行。

一个国家要培养人民的认同感，不能单从数据和经济的考量来制定政策，也不应该从利益的出发点来看待养老的问题。如果政府的政策造成人民的价值观改变，认为无法继续做出经济贡献的老年人是一种负担，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变成家有一老如有一草，在长远将会影响我国家庭和社会的凝聚力。